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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示範城市（區）名單5月揭曉，重慶主城入選全國26個示範城市之一。按照要求，2020年，主城建成區居民社區和單位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覆蓋率應達到90%。
不過，記者近日從市市政委得知，自2009年9月九龍坡區率先在全市試點垃圾分類以來，截至目前，主城只有不到兩萬戶、不足8萬人參與垃圾分類。
我市垃圾分類為何會陷入推而不廣的尷尬？
前端冷清後端繁榮，垃圾處置陷入“跛腳”尷尬
每天“吞”下200噸生活垃圾，可“吐”出10噸水泥粉料。4月，繼甘肅平涼、安徽銅陵、貴州貴定之後，全國第四個海螺水泥窯垃圾處理專案在忠縣正式投運。這個專案不僅可將垃圾氣化成可燃燒氣體，還能分解和固化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有害物質。
“重慶的垃圾處置正陷入後端繁榮、前端冷清的‘跛腳’尷尬。”市市政委人士介紹，我市處於三峽庫區核心區，得益於中央的大力支持，環保產業成績不俗。在垃圾處置方面，我市的垃圾焚燒技術走在全國前列，餐廚垃圾日均收運量也是全國第一。
不僅如此，由於規劃新建的垃圾中轉站普遍存在選址難、落地難、建設難等問題，我市垃圾焚燒專案建設有加速發展的趨勢。
市環衛集團人士介紹，目前主城每天產生生活垃圾約6600噸，其中約七成被送到北碚同興、巴南豐盛兩個垃圾焚燒發電廠發電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“垃圾圍城”的尷尬。待2019年市第三垃圾焚燒發電廠在江津全面投運後，主城所有垃圾都可用來發電。
與後端處理產業的火爆場面形成對比的，是我市垃圾前端（源頭）處理環節的冷清。記者在採訪中發現，七成受訪者認為分類垃圾桶是擺設，一半市民沒有減少垃圾的意識。
不僅市民不“感冒”，政府主導的垃圾分類試點效果也不佳。比如九龍坡區推行垃圾分類超過5年，試點工作仍停留在單個社區。江北區在廊橋水岸社區試點近半年，居民對垃圾分類的知曉度80%，但付諸行動的不到20%。
在德國、日本等地，都是將有利用價值的垃圾先分類送到工廠進行再加工，剩下的才送去焚燒。“垃圾不是廢品，在需要它們的地方，它們就是寶貝。”近年來，我市不少環保人士呼籲，重慶在發展垃圾焚燒產業的同時，也應推廣垃圾分類，達到物盡其用、保護環境的目的。
缺法規缺意識缺資金，垃圾分類推廣困難多
實際上，2014年前，不光是重慶，國內其他城市的垃圾分類做得也不好。比如，南京曾花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財力推廣垃圾分類，卻出現過“公眾知曉率90%、參與率10%”的尷尬。
看似簡單的垃圾分類，做起來為何困難重重？業內人士認為，缺法規、缺意識、缺資金是主要原因。
“大家都知道開車要系安全帶、酒後不能駕車，是因為交通法規作出約束。”一位業內人士認為，我國沒有推行垃圾分類的法規，導致不少城市垃圾分類的硬軟體建設全靠政府實施。垃圾分類的主體不明確，導致作為主管部門的政府“赤膊上陣”，雖然宣傳力度大，效果卻不好。“如果要國家層面出臺垃圾分類的法規，起碼還要等三至五年時間。”
“不分類處理，垃圾分類還有什麼意義？”市民羅偉說，他們社區設置了分類垃圾桶。但是，看到收集垃圾的環衛工將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垃圾混裝倒進運輸車，他立馬失去了垃圾分類動力。
市環衛局人士表示，雖然重慶的垃圾只有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、其他垃圾四類，但要將成千上萬種拋棄物準確歸類，對誰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。“垃圾分類至少要經過一代人的努力，這在國際上是逃不開的規律。”
看到垃圾分類試點難以取得突破，江北區今年編寫了我市首本垃圾分類教科書，希望通過孩子們的努力，帶動家人做好分類工作。
一位參與主城多個垃圾分類試點的企業負責人透露，垃圾分類是個需要持續推動的工作，政府部門投入很大。但不少城區搞垃圾分類都是區裏自掏腰包，“鼓勵市民參與的資金不足，哪有實力將試點範圍推開。”
政府不唱“獨角戲”，企業參與成為關鍵
在臺灣，完善的頂層設計、逗硬的法律措施、給力的教育、社區組織的努力，使得臺北市每個居民的日均垃圾產生量從1.34公斤減少到0.39公斤。
上世紀90年代，臺灣民間發起垃圾分類回收運動，學校和社區也積極開展環境保護和資源回收的教育。臺灣在推廣垃圾分類的過程中，制定了有利潤空間的遊戲規則讓企業參與，第三方企業化服務在垃圾分類推廣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看到政府唱“獨角戲”難以取得突破，2014年起，南京、廣州等城市開始探索第三方服務模式，希望通過企業市場化運作，推動市民參與垃圾分類。
以南京市棲霞區堯化街道為例，引入志達環保科技公司後，僅半年時間，就減少垃圾200餘噸。而引入企業後，該街道每千戶家庭一年的垃圾分類支出，僅是過去開支的1/4。
“在垃圾分類法規、市民環保教育和財政資金缺乏的情況下，推行第三方服務，或是我市推行垃圾分類工作的唯一出路。”重慶市市政委人士認為。
資訊來源：重慶日報
